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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誉为当今浙派第一高手 看江成之的篆刻和收藏

2018/7/18 10:31:25 来源: 中国艺术交流网【原创】 责任编辑:心怡
核心提示:2018年7月14日,由海上印社、上海书画善会主办,海上印社艺术中心承办的“光前裕后——江成之篆刻艺术暨藏品展”在上海市海上印社艺术中心揭幕。

 文/宗禾

  2018年7月14日,由海上印社、上海书画善会主办,海上印社艺术中心承办的“光前裕后——江成之篆刻艺术暨藏品展”在上海市海上印社艺术中心揭幕。被誉为“当今浙派第一高手”的江成之先生逝世已经三年多了,此次展览共展出江成之篆刻、书法作品及篆刻、书法、印谱等藏品近二百件,再一次全面地展示这位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的艺术和收藏。

  “澎湃新闻·艺术评论”同时刊发2015年纪念江成之先生研讨会的实录。对于江成之先生的“深研浙派,守成有方”,知名评论家江宏说:“守成是不是创新?其实有许多人误解了创新——把创新总认为一定和前面不同,其实不同也可以,但是你一定要有来龙才有去脉。”

  江成之(1924—2015),原名文信,号履庵,斋号亦静居。1943年起师从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庵先生,1947年加入西泠印社,1998年被授予“西泠印社荣誉社员”称号,2011年获“西泠印社社员功勋章”。曾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、海上印社顾问、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。江成之深研浙派篆刻,尤钟情于陈鸿寿、赵之琛,又上追秦汉,旁及宋元及明清诸家,形成工致稳健,清刚整饬的艺术风格。他认为“印风平稳工致不等于平庸刻板,平稳中的细微变化,可造成大气磅礴的气势;工致间的些许率意,往往有点石成金的妙趣”。

  江成之刻印、钤印和赏印的旧影

  本次展出的一百余方江成之篆刻作品原石,创作年代跨度大,包括上世纪七十年代刻的简化字印章,能全面地体现江成之各时期的篆刻风格。

  履庵藏印

  为钻研浙派篆刻,江成之曾在王福庵的掌眼下,留意收藏浙派印章,《西泠印社志稿》曾记其“收藏八家印颇富”。同门吴朴堂逝世后作品散出,江成之又以戒烟之资,尽力收藏了一批朴堂遗作。这次展出的50多方江成之藏印,不仅有西泠八家赵之琛、钱松等浙派前贤的作品,还有王福庵、童大年、唐醉石、方介堪、方去疾、吴朴堂、叶潞渊等名家之印,记录了江成之与这些前辈印人的交谊。

  1987年,江成之作为上海篆刻家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日本。在日期间,受到了梅舒适、川合东皋、尾崎苍石等日本同行热情款待,纷纷拿出他们藏品来交流观赏。大家谈印论艺,畅抒情怀,真是其乐融融。

  1990年,上海书店出版社为江成之出版了《江成之印存》,内中收录了四十余年来各时期篆刻作品三百多方。没过多久,五千册书即告售罄。江成之印谱受到读者如此青睐,更证实了他的篆刻艺术观。对于历史上印学流派,江成之独钟情于“西泠八家”,这可能与其艺术个性相合之故。长期以来,在学习、研究浙宗上积累了不少心得和体会。1992年,上海书店出版社为推出“明清篆刻家丛书”,邀江成之为特约编辑,整理编辑了《丁敬印谱》、《赵之琛印谱》、《钱松印谱》这三本印谱,同年十月正式出版。此三本印谱所收录印章在数量和质量上,就目前来讲是较为详实完备的。因而,没过多久也相继售罄。

展出现场展出现场

  展出现场

  江成之好收藏,自年轻时开始学习篆刻,便留意收藏历代印谱和前贤遗范,虽经济条件有限,然细水长流,五十余年来旋得旋失。尽管经历了“丙午之劫”,箧中旧印总算还存几许。好的传统应代代相传,弘扬光大。江成之于1995年精选出百钮,由学生钤拓成谱,名为《履庵藏印选》。该谱上下二册为一部,共拓十五部,并以“嘉兴江氏成之所辑履庵藏印选之记”此十五字来分别各部之序。台湾书法篆刻名家王北岳见而好之,依原样在祖国宝岛台湾影印出版,使之在海峡两岸传播发扬。就在这一年,江成之荣幸地被上海市市长聘任为市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  江成之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,海上印社顾问、上海书法家协会顾问。出版有《江成之印谱》、《江成之印集》、《履庵藏印选》等。

《风展红旗如画》江成之(1924—2015)《风展红旗如画》江成之(1924—2015)
《风物长宜放眼量》,江成之(1924—2015)《风物长宜放眼量》,江成之(1924—2015)

  《兰枝印章》赵之琛

  此次展出的江成之藏印“兰枝印章”,为赵次闲刻,边款两行:“丁卯二月朔,为春府大兄作,赵之琛。”赵之琛(1781—1852),钱塘(今浙江杭州)人。字次闲,号献父、献甫,又号宝月山人,斋号补罗迦室。赵之琛是浙派篆刻的代表人物,继“西泠四家”(丁敬、蒋仁、黄易、奚冈)之后,入列“西泠后四家”(陈豫钟、陈鸿寿、赵之琛、钱松),前后四家合称“西泠八家”。为陈豫钟弟子,又取黄易、奚冈、陈鸿寿三家之长,在篆刻技法上可谓集浙派之大成。

  此印为赵次闲典型的浙派切刀朱文印,线条老辣,可见刀锋起伏顿挫。四字基本均分,唯“兰”字横笔较多,向下扩展借用横笔较疏的“枝”字空间。“兰”字为协调全印的疏密基调,作了简化处理,“艹”“柬”皆如楷书写法,减省了笔划,“柬”首横作横点,嵌入“门”框内,这些都是浙派篆刻的篆法特征。

  印主孙兰枝,生于1781年,字春府、春甫,斋室名“雷溪旧庐”,浙江仁和人,祖籍安徽休宁,嘉庆六年举人,嘉庆十五年至道光十三年历任阁部多职。道光十三年,时任给事中的孙兰枝上奏:江浙两省钱贱银昂,商民交困。引起道光皇帝重视,发出“每年出洋银数百万两,积而计之,尚可问乎”的感叹。嘉庆十二年(1807),孙兰枝因丁忧归里,赵次闲为孙兰枝刻了一批印,其中有白文“孙兰枝印”,白文对章“孙兰枝印”“春甫”,朱文“雷溪旧庐”以及这方“兰枝印章”,上款都称“春府大兄”,可见两人关系密切。

  《杨雅南》,钱松(1818-1860)

  “杨雅南”,钱松刻,两面边款,一面云:“雅南精八分,伊墨卿后一人也,手书见赠,报之。叔盖记。”另一面是王福庵观款:“此叔盖真迹也,朴堂得自西泠,将以持赠履庵,过我寓斋,共相欣赏。福庵记,己丑三月。”钱松(1818—1860),清代篆刻家。初名松如,字叔盖,号耐青、铁庐,斋名未虚室。浙江钱唐(今浙江杭州)人,流寓上海。工书善画,嗜金石文字,篆刻造诣甚高,为历代印人所推崇,并将其推为浙派“西泠八家”之一。

  此印用典型的浙派切刀朱文印法,结构大都方折,为呼应全印较疏朗的章法,“雅”字遵古体写作“疋”,“疋”字笔划较疏,“南”字略作盘曲,以填其空。“杨”字拉长,“勿”部作斜线,与印中其他方折的线条成对比,使章法富有变化而不觉呆板。印文逼边,印框略细,更突出主体的印文。此印的用刀亦见曲折,转角方棱,内角略见留刀,这些都与浙派切刀的特征一致,不过钱松执刀较斜,走刀成披削状,所以线条更显浑厚。从此印的风格更可证,钱松确是继承浙派的传统,尤其在章法、篆法的处理上与浙派前辈如出一辙,但是在用刀上有所创新。

  从边款可知,印主杨雅南是一位书法家,尤其隶书颇得钱松欣赏,钱松自己也擅写隶书,称杨雅南为伊秉绶后一人,可见评价之高。而另一面边款记载三位西泠前辈的雅谊:吴朴堂从西泠印社购得这方印后,送给同门江成之,又一起到王福庵家里,请老师过目掌眼,王福庵欣然刻款,为弟子记下这段友情。

《文通后人》,王福厂(1880—1960)《文通后人》,王福厂(1880—1960)

  《文通后人》,吴朴堂(1922—1966)

  “文通后人”,王福庵刻,边款:“福庵治印。”

  “文通后人”,吴朴堂刻,边款:“效西谷老人印,厚庵。”

  吴朴(1922—1966),原名朴堂,后改名朴,字厚庵。浙江绍兴人。王福庵弟子, 1946年因王福庵之荐,任南京总统府印铸局技正,专门负责官印之篆稿。1947年时25岁加入西泠印社,建国后,得陈叔通之荐入上海博物馆工作。1966年6月23日,因受迫害自戕,年仅45岁。

  师生同刻的“文通后人”两印,趣味迥异,王印用铁线篆,结篆略显方整,使章法饱满,“文、人”疏朗,“通、后”绵密,恰成对角呼应,“后”古文从“辶”,此处用之,更与“通”字呼应。框线贴近印文,线条略细且作残破处理,以其虚对应印文之实。吴印则用浙派的切刀朱文,结构方折,“通”字“辶”、“后”字“夊”皆如隶书写法,章法更显生动。吴印款文云“效西谷老人法”,西谷老人也是一位江姓印人,即江尊(1818—1908),字尊生,号西谷、太吉,浙江钱塘人,是赵次闲的入室弟子,《再续印人传》评曰:当时“浙中能刻印者故多,能传次闲衣钵者,惟江尊一人而已。”江尊也刻过一方“文通后人”,边款云:“曼生先生有是印,此作拟之。丁巳十月,西谷并记。”陈鸿寿的“文通后人”今不可见,而吴朴堂的“文通后人”则逼似江尊。

  “文通后人”出自江姓的典故,江淹(444—505),字文通,南朝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。江淹少时孤贫好学,六岁能诗。相传有一天,他漫步浦城郊外,歇宿在一小山上。睡梦中,见神人授他一支闪着五彩的神笔,自此文思如涌,成了一代文章魁首,“梦笔生花”的故事就出自江淹。

  对联,江成之

  对联,王福厂

  展览“光前裕后——江成之篆刻艺术暨藏品展”将展至8月19日。

  延伸阅读:

  江成之:深研浙派,守成有方
此文原刊发自2015年《东方早报·艺术评论》)

  海上知名篆刻家江成之先生因病于2015年4月11日在上海辞世,享年92岁。江成之1943年被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厂录为弟子,1947年加入西泠印社,曾获得西泠印社“社员功勋章”。著有《江成之印存》、《江成之印集》、《履庵藏印选》、《印边随想——江成之谈艺录》等。

  对此《东方早报·艺术评论》在当年曾组织了一场小型研讨会以追思一代篆刻名家。

  顾村言(原《东方早报·艺术评论》主编):

  海上知名篆刻家江成之先生上个月辞世,江先生在传承浙派的同时,一直深研传统,生前比较寂寞、低调。他在篆刻方面的成就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?他的人格魅力对上海印坛的影响到底何在?这次由陈麦青、陆灏发起,由《东方早报·艺术评论》组织这样一个小型的研讨会,我觉得既是一次追思会,也可算是篆刻艺术的研讨会。江成之先生是江宏老师的叔叔,想先请江宏老师从家属角度具体谈谈。再请大家从各自的角度畅所欲言。

  江宏(画家、评论家):

 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座房子里,几十年了,包括我几个堂兄弟一直生活在一起。我对叔叔的印象是他不善言谈。有一次我爸的一个学生来,和叔叔两个人一个下午就喝茶,一句话也没说。但是叔叔一说到印章就有话了。我亲眼所见,他的学生每个礼拜带着作品来,叔叔一个一个跟他们说。他把所有的话都说给学生了。甚至跟我婶娘的话都很少。因为他是一个不讲究的人,无所求的人,默默无闻的人,所以他的篆刻艺术走守成的一条路那是必然的。

  今天我要谈一个问题,守成是不是创新?其实有许多人误解了创新——把创新总认为一定和前面不同,其实不同也可以,但是你一定要有来龙才有去脉。既然你要守的是好东西,为什么不守呢?从它的好东西里你可以结合你的创作活力。所以从守成的话题,我又想到了一个流派的问题。流派就是风格,流派就是一个群体的风格。要称流派了,一定是有众多大家在一起。以前交通不畅通,流派相对容易形成地方性的东西。能够形成流派的一定要互相切磋,审美一致,然而每个人不一样。所有的流派都有传承,一代代人都不一样的,艺术也是这样。今天我们信息发达了,地方流派相对落后。但是你想如果要形成一个流派的话,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。一定是它从艺术史上整个脉络下来的。每个流派都有它的特征和艺术上的造诣。你不要一说浙派,就觉得保守。艺术创新是对的,创新在哪里?就在你身上。

  所以我叔叔江成之,第一是守成有功,守成有方。而且在守成中把自我放进去,这就是创新。第二他的学生也各有不同的面貌,比以前一辈要强大得多。这个又牵扯到流派的问题,浙派其实是篆刻史上一个相当重要、丰富而且很有趣味的一个派别。

《望断南飞雁》,江成之《望断南飞雁》,江成之

  《香风有邻》,江成之

  孙慰祖(上海博物馆研究员、上海书协副主席):

  我跟江老实际上接触不多,但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内心十分崇敬的一位老辈。

  先接着江宏兄的话题讲,传统与创新这个命题。近几十年来在艺术领域中很热门。创新的口号,有一段时间在我们书法理论界也非常时髦,甚至出现一种声音,就是“传统成为一种负担”。古代没有创新这个概念,看看书法史上的那些代表人物,所谓个人风格怎么来的?第一个就是学古人,第二,随着自己的个性逐渐形成一些特点。它是取法传统基础上,与自已的性格、生活境遇、创作情景相融入后,慢慢生发出来的。无论书法、绘画、篆刻领域,实际上都是这个道理。现在大多数艺术界同道形成了共识,艺术有它的规律,不是我明天开始创新,然后自已贴上一个新标签那样简单。但是我们一段时间里却陷入了一个思考的误区。所以我很同意刚才江宏兄讲的意见,第一我们尊重传统,第二正确认识创新。我认为在前人的基点上,有一点自己的东西,就是创新,不是离开前人越远就就越伟大,相反,倒很可能越危险,只是自已不自知而已,但历史老人会看得很明白。也不是我想要创新就真成了创新,不是推倒传统重来。我们说的传统是经过历史沉淀、筛选的经典,你怎能蔑视、推倒呢?最近几十年来艺术领域里倒是看到过不少标榜创新,结果走向怪异、畸形的现象,最后自己觉得走不通,又回来了。是不是这样?尽管还有些杂音在,但是我想这些东西恐怕走不远。

  因此,我对江先生的敬重之处首先因为他恪守着这样一条道路:学古,不激不厉,宁静致远,几十年走着这样一条老老实实、扎扎实实的道路,同时又自然融入自己的情性。我们把江成之先生的作品放在浙派印人的风格序列里面,仍然有所不同,这就是 “走出一小步”。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艺术史上的经典,大多如此。这样一种艺术理念对我们当前的艺术领域来说,特别具有精神价值,还不光是他的艺术风格的价值问题。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感想。

  第二个感想,是怎么看浙派刻的历史地位。清中期以后的篆刻史,不容否认,时空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就是浙派。浙派名义上是个地域概念,实际上到晚请民国,它的风格和技法往北至少辐射到山东,往南边流播到岭南,其实不存在盛衰问题,而是不断演化、更新的问题。另一个邓石如派也一样,学邓石如的,到再传弟子吴让之就不大一样。吴让之再后边,吴昌硕、黄牧甫、赵之谦,这三位都学过邓石如,也学过浙派,结果更不一样。我们怎么看传承和异变的关系和价值?一种就是江宏兄讲的,以传承为主;一种是成熟以后又有较大的异变。这个异变是不是传承?传承为主有没有价值?

  当代艺术圈有一种有害的观念,就是嘲弄雅致和工秀,以为不再是“风格”,只有雄奇、粗犷才是风格。工秀和雄奇本来是艺术审美两大风格体系,这个本来没有问题,艺本史上一直存在,符合人们的不同审美需要。个人审美倾向也会转换。不能说你喜欢雄奇的,然后就把工秀的贬为守旧的。审美需求多元,创作拥有自由,探索应当鼓励。要警惕的是某种战略陷阱的设置——让人们认为工稳雅致不再是艺术,不再是个性。只有某种设定的模式才是风格,才是创新。我窥测这种陷阱的用意在于:跟在你们后面排队,走传统道路,哪年哪月才能出头?不如另挖一个窗口,自己排在第一,自我打造经典。这是没有进去,就已经出来。可是不幸在于历史经典不是当世决定的,而是回头看的结果。

  再联系到江老的个人性格,刚才江宏兄讲他一直在江老师跟前。这是“在内观之”。我们呢,是“在外观之”。上海印坛的民国老人中,江先生的个性是内敛的。我跟江老第一次接触是在1988年上海举办首届全国篆刻大奖赛的评审工作中,我作为年轻的评委,更注意观察当时几位老辈印家叶露渊、高式熊、方去疾、江成之的评判眼光和表态方式。给我留下清晰的印象是,江老始终以非常平和的方式表达意见,表现出儒雅、文静、敦厚的风范。后来,又有多次在西泠印社的社庆活动中与他相见。集体用餐时他多是和随侍在侧的三两弟子静处一隅,不随人热。我想,这和他创作上不趋时风的性格也是相通的。他沉浸到个人的艺术世界里面,其他的东西在于他似乎是无可无不可的。在江老的追悼会上我才知道他早年的求学履历,感触很深。我想,他的处世性格、修养又和他的良好的教育背景是相表里的。同时,他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也影响了他的弟子。这是我第三点感想。

  最后我想说的是江成之先生对印坛的贡献。这个话题在今天肯定讲不透,我只提出两方面。首先当然是他本人的艺术成就。以我的认识,作为跨越现、当代印坛大格局的一位印家,在浙宗前辈先后凋零的背景下,他的创作对浙派篆刻风格的继承和发展所起到的标杆作用。江老的创作,成熟很早,一生的艺术作品始终保持在高水平的坐标上,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,也是他始终如一的严谨的艺术态度的体现。他充分运用和发扬浙派篆刻技法语言的优势,在现当代中国印坛纷繁的风格谱系中占住了兀然独立的地位,也为海上篆刻风格多元化格局的构成作出了个人的贡献。要谈江老深厚的艺术功力,我们不妨回看“文革”时期集体创作的《新印谱》。说实话,其中很多作品都已淡出我的记忆。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个特殊时代人为制造的困境,就是简化字刻印,这本身是违背篆刻艺术规律的,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,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。但是,就在这样苛刻的前置条件下,江成之先生,还有叶露渊、单孝天、方去疾先生等几位老前辈的作品,仍然表现出作为篆刻的本质特性和出色的变通智慧,到今天看来仍然经得住检验。

  今天活跃在海上印坛的中坚力量,首先要归功于近代上海历史大文脉的滋养,同时也赖有火种代代相承的接力人。和其他几位民国印坛的老辈一样,江老在十年动乱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下,以应变的名义组织工人刻印小组,悉心栽培篆刻新人。和我的几位老师一样,在那一特殊的时期,谈不上任何个人功利心,只有对艺术的虔诚和对青年爱好者的热情付出。当年江老指导的上钢三厂刻印小组,曾经是上世纪70年代海上印人中颇有声誉的一个群体。当年扶育的年轻人,今天已经成为在上海印坛乃至全国印坛卓有影响的名家,也是当代上海篆刻有代表性的风格群体之一。江老对于篆刻艺术的承上启下之功,更是不朽的贡献,值得我们海上印人深深地感念。

《秀水》,江成之《秀水》,江成之

  《双持轩》,江成之

  张遴骏(篆刻家、江成之弟子):

  我是1971年10月进上钢三厂的,进厂不久,参加了厂工会美工组的活动,先是学美术,画素描速写,又是学书法,大饭厅外有个诗画廊,经常陈列职工的书画作品。也是在这时,读到以样板戏唱词创作的《新印谱》,见到了江先生的印章,当时未署名,但只觉得那几方浙派的作品与众不同,特别精彩,虽不知是谁所刻,但心向往之。

  后来,厂工会美工组的杜家勤老师组织工人刻印组,缘此认识了江成之先生,这才知道这些心向往之的印章就是江先生的作品。江先生话不多,那时刻印小组就从创作开始,内容有革命歌曲唱词、法家人名等,记得第一套就是《我为革命多炼钢》,还在朵云轩(当时叫东方红书画社)展出过。这些作品都是用简化字刻的,刻印组每周活动一次,布置任务,修改印稿,有时我写好印稿来不及等到下一次活动,就跑到江先生的办公室去请他改,有时一天会跑几次。一定要到印稿完善了再动刀,刻完了给老师看,有时问题多会重刻,有时他会动刀改一下,有时还会稍微磨一下再改。一段时间后老师见我们有两三人比较专注学篆刻,就约我们星期天到他家去,悄悄拿些原拓印谱给我们看,有的还允许我们借回去钩摹。在艺术上,老师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,稍不满意就要重刻。他还不让我们学浙派,更不要学他的风格,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,上钢三厂工人篆刻组的名声在上海渐渐响了起来,参加了不少展览和活动。方去疾先生在编《新印谱》第三辑时,就把上钢三厂工人篆刻组的四五位成员吸收了进去。

  说到上钢三厂工人篆刻组,其实在“文革”前就成立了,江先生是1959年进上钢三厂的,进厂不久,厂工会美工组的杜家勤老师就了解了他的篆刻特长,在厂里组织了篆刻组,请他指导。上世纪60年代初,篆刻组创作的一套毛泽东词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就被精心装裱,作为上海工人代表团的礼物远渡重洋送给日本有关方面。“文革”初期,因运动篆刻组的活动停顿,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,又恢复活动,也正是我进厂后的一段时期,因此,篆刻组的两段时期,第一段我没有参加,第二段我全程参与。每次专题创作,江先生也有作品参加,其余大多经他指导修改。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后,篆刻组的活动仍然坚持,书法杂志试刊号上,有篆刻组一组坚持毛主席遗志的印章,正式出版后的第二期,有一组新国歌的组印,都是我们刻的。上钢三厂工会还为江先生举办了个人篆刻展,尽管布置陈列相当简陋,但在当时还是受到职工的热捧。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江先生、杜家勤相继退休,篆刻组集体创作的活动渐渐少了,但作为个人创作还是坚持着。后来,上钢三厂每年举办职工艺术节,有职工书画展,每次都有篆刻作品展出。厂工会也举办过篆刻学习班,江先生也曾来辅导。

  经过江先生的培养,篆刻组不少成员取得了成绩。当然随着世博动迁和企业改制,上钢三厂作为生产企业已不复存在,当年的成员也星散各处,不少已退休。但据我所知,现在还在动刀的至少有四五位,还经常一起切磋。其中,加入西泠印社的有我和李文骏,还有徐国富后来虽离开了上钢三厂,但他当时也是篆刻组的骨干。一家工厂出了四位西泠印社社员,恐怕在社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再如濮茅左当年也是篆刻组成员,后来到上海博物馆,成为古文字的专家。成员中有加入中国书协和上海书协的,也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或从事其他领域工作的,但不论是谁,对篆刻组的这段经历,都是非常留恋和难忘的。

  江先生对于我个人,更是有厚恩的,他手把手教我学篆刻,迁居后又把浦东的住房留给了我。《江成之印集》《履庵藏印选》《履庵印稿》编成后,又嘱我作序。先生晚年由于身体原因很少刻印了,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弟子们的成长,每次带了印稿去请教,先生总是认真地审视,提出不足,虽然是简短的几句话甚或几个字,却总是点中要害,有时还会让你去翻哪部印谱参考哪位印家的哪方作品,让人惊异于他的思路敏捷。2001年,我受上海书画出版社之约,编辑《吴朴堂印举》。我知道先生与吴朴堂为同门,过从甚密,吴朴堂经常以近作印蜕相赠,日积月累有300多方,先生贴成了一本册页。一次探视先生时,我流露出想借此册页去扫描,先生当时未表态,讲完此话我就很后悔,此时先生已卧于病榻,很少下床,不该再打扰老人家。几天后,先生又住院了,但出院后没几天,先生让师母打电话给我,说册页已找出来了,让我去拿。捧着这本册页,我不禁感慨万分,先生对后辈的期许和厚爱尽在不言之中。

“面对屠刀决不低头志高昂 红心永向共产党”,江成之“面对屠刀决不低头志高昂 红心永向共产党”,江成之

  “立壮志做一个中华好儿女、树雄心高举起抗日红旗”,江成之

  陈麦青(复旦大学出版社学术总监):

  我与江老碰过两次面,第一次是1980年代,第二次是他的追悼会。(上世纪)80年代末静安区举办静苑杯上海书画大赛,江老是评委之一。那个时候我大概在二十二三岁,小年轻碰到老先生有点怕的,话都不敢多说的。江老先生算是大名家老先生,但感觉还是蛮平易近人的,没有大名家那种姿态的。直到现在,不管是谁,至少还没有听到一个对江老先生的为人有什么不好的说法。现在在艺术圈,这种事情不多了。

  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,德艺两方面都要。江先生他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(榜样),他是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走过来的。这个我感觉在现在这个氛围中,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。本来我们想在他有生之年搞个流派展,但江老师去世我们感觉很突然。

  周建国(篆刻家、江成之弟子):

  1959年,江先生调入上海第三钢铁厂工作。三钢是家大厂,艺术方面的爱好者也很多。厂工会专管宣传的干部在得知了他的特长后,便请其在工余之时去辅导,帮助他们提高书法篆刻上的素养和技艺。在画画的同时,打好书法基础,也实践一下篆刻。1960年代,中日邦交逐步开展。一次,一个日本工会代表团访问上海,市工人文化宫要求三厂准备一份礼物。先生就带领工人美术组成员刻了一套毛主席诗词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组印,并做成一幅印屏作为全市工人的礼物送给客人,日本朋友欣喜万分,为这份出自工人之手的高雅艺术品深深折服。

  1960年代初,在上海的西泠印社社员为庆祝建社60周年,集体创作了一部《西湖胜迹印集》,参加刻印的有高洛园、马公愚、王个簃、来楚生、钱君匋、吴振平、叶潞渊、唐云、秦彦冲、吴朴堂、高式熊、方去疾和江成之。该谱共收录印章55方,先生刻了四方。由于他在开始工作后不再用原名,而以字行。1963年,纪念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的活动通知寄到三厂,因查无“江文信”此人而退回,故他未能前去参加社庆活动。现在想来,很是遗憾。一则社庆五年举办一次,老一辈印人陆续西归;二则“文革”浩劫不久来袭,又有印人死于非命,前辈、知己大半凋零,再无促膝谈艺之缘了。

  “文革”结束,篆刻艺术的春天随之来临。伴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印坛开始百花争妍。由于篆刻艺术的不断普及,青年爱好者越来越多,就拿三厂工人业余篆刻组来讲,队伍在逐渐扩大。当然,其中大多数人是偶尔为之,以充实工余生活;也有个别青年对篆刻情有独钟,到了嗜迷地步,且长期随他左右,探究篆刻艺术。江先生亦乐意接受他们为学生,毫不保留地将自己平时积累的经验予以传授。经常对他们说,学习传统要脚踏实地、一丝不苟;借鉴流派要心领神会、灵活应用;推陈出新要立足经典、水到渠成。他的学生皆恪守探究整饬工稳一路,无一野狐狂放者。

  江先生除对浙派印艺继承、发展建树颇多外,于汉代朱文印亦倾注了满腔热情,经其数十年的努力实践,使这一古老的传统印式老树着了新花,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。汉代朱文印仅用于姓名及少量吉语章。对此艺术瑰宝的继承并光大者颇鲜,能为后人熟知的更少。近现代个别篆刻家曾于此作出了各自的探索,然他们仅局限在姓名章的应用上,虽偶尔将其用于闲章创作里,但亦只限在四字句而已,就章法上而言尚未摆脱汉人的羁绊。为此,先生便用大量的创作实践,终于将汉朱文印式应用在七字以上的闲章里。

  先生以为,汉朱文印式初看平稳工致,但平稳工致不等于平庸刻板,平稳中的细微变化,可造成大气磅礴的气势;工致间的些许率意,往往有点石成金的妙趣。篆刻艺术同其他国粹艺术一样,是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。所谓“镣铐”亦是千百年积淀下来的艺术程式,它又和艺术特点唇齿相依。他知晓传统樊篱(秦汉印式)的束缚,更明白传统樊篱所带来游刃有余的创作自由;他懂得程式框架(方寸之间)的制约,更清楚如何借程式框架来吐露心声。正所谓不自由时正自由。

  1990年,上海书店出版社为江先生出版了《江成之印存》,内中收录了他四十余年来各时期的篆刻精品三百多方。没过多久,五千册书即告售罄。他的印谱受到读者如此青睐,更证实了他自己的篆刻艺术观。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是多样的,平稳工致不等于平庸刻板。平稳中的细微变化,可造成大气磅礴的气势;工致间的些许率意,往往有点石成金的妙趣。近时印人随意破碎印面以为古,其实,印之古气岂在残破之中,关键在于其字法、章法是否与古人相契合,而稍用破残只是为了调理印之朱白而已。所以,他爱古人,不薄今人。同古人、今人对话是交流,同自己对话是反省。不重复自我,不束缚自我,才能不断进取。先生的印谱刚出版后不久,上钢三厂的领导对艺术很是重视,特意为已退休的他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印谱首发式,邀请了上海书协的王伟平、张森、高式熊等人来参加,会上气氛非常热烈。

  江门弟子第一第二两代,在印学上各有建树,在继承发扬浙派篆刻艺术上,领先于其他同宗门派,从总体的艺术成就来看,各人皆取法西泠八家,血缘于汉印,参以隶意,方中有圆,不急躁浮泛,息心静气,没有矫揉妖媚之态,有着庄重巍峨的大气,没有脱离浙派的本色。细细端详,在和谐严密的一规一矩之中,风貌各异,变化多端。对于传统浙派,有的得其醇,拙朴古秀;有的得其秀,爽利劲遒;有的得其工,精致细巧;有的得其豪,雄健壮丽;有的得其能,典雅婉转。以技法而论,大都章法自然,方寸之中求平寓险,有的线条断续起伏,一波三折,断而再续;有的薄刀快近,表现出风雅之韵,力求表现自己的情调。真是虎尾春冰真学问,马蹄秋水大文章,形成了蔚为云绮的奇观。

  陈睿韬(海上印社办公室副主任):

  我想说个题外话。当年求学困难到什么程度?有学生家里没有收藏,要到上海图书馆去看印谱。上海图书馆当然不是谁都可以进的。要参考阅览证,参考阅览证都是要文化单位的人,你工人怎么来看?然后,江先生就刻了个章,顾廷龙看了问:“这个章谁刻的?他来看印谱还是不合法的,但是这个印谱就是要给这种人看呀!”好,一锤定音,下面的人帮忙也比较放心了。过去老一辈的人实际上是爱才的。

  解放后,所有的艺人其实都开始不行了,大部分人改行做了很惨的事情。江先生他到了哪里?到上钢三厂,艺人在大环境下面,能够坚持下来,真的不容易。而且传承是至关重要的,没有断。等到一下子形势变了,空气宽松了以后,那些人不是平地冒出来的,他们原来一直在地下学艺。 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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